诗以“昔闻”二字领起直贯以下八句。“昔闻”者正是咏史句法，闻事于史书，故谓“昔闻”。前四句咏召平事，点明召平所种之瓜名及种瓜之地点，复形容其瓜田之大，种瓜数量之多。“五色”以下四句咏萧何事。但“五色曜朝日，嘉宾四面会”仍就“东陵瓜”言之，谓召平所种“东陵五色之瓜，登于相国之盘，在朝日中晖曜，而相国之座上，嘉宾四面来会”（陈伯君先生校注《阮籍集》语）。这二句虽出于陈先生的想象，但也是合理的。相国之堂“嘉宾四面会”自是常情，而召平与萧何素有交往，故其瓜“登于相国之盘”也自属可能。“膏火”句是“多财”句的比喻，犹言多财的患害犹如膏火的自煎。这里仍是咏萧何。萧何被迫“悉以家私财佐军”，以及后来被刘邦以“多受贾人财物”的罪名“下廷尉，械系之”，虽说是由于刘邦对臣下的猜忌，但也未始不是多财的患害。
“布衣”二句收束全篇，上句言召平隐居种瓜，以布衣平民之身得以安享天年；下句言萧何虽宠禄有加，却犹如膏火自煎，故宠禄不足赖也。
咏史诗贵在不就事论事，而要从其中翻出新意，或是论证人生哲理，或是以古讽今，或是抒作者难言之怀抱。此诗则正是以召平、萧何的对比论证人生的大道理——“布衣可终身，宠禄岂足赖！”其实，这道理本是简单而明确的，但古往今来，却又没有几人真能明了并实践之。诗人言及于此，不由得感慨系之。《咏怀八十二首》许多诗篇往往在抒情咏事中以极精炼的诗句抽象出深刻的人生哲理，使诗篇既富有情趣又不乏理趣，这也是阮诗的一个特点。
关于此诗的寄托，古人多有猜测，唯方东树“此言（曹）爽溺富贵将亡，不能如召平之犹能退保布衣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三）之论庶几得之。因为曹爽曾为相国，宠禄正与萧何相埒，故阮籍作诗讽其事，亦未必不可能。